从金融管理体制到金融机构的组织结构，从金融工具到风险定价，从融资模式到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结构，都将面临调整。

五是尽量去做一些利社会的事，我在英国，在香港、台北地区都长时间没有汽车，走路、坐公车，必要时才坐计程车，而并没有很大的不便。破坏环境不但影响人们今后的福祉，也影响经济生产本身。

多年前我看过报纸上的一个新闻，天津有一个青年月收入只有600余元，全部储蓄只有五六千元，却想拥有一部手提电话，花了两年多的时间省吃俭用，再向亲友东挪西借2000元，才买下一部9000多元的大哥大。著名华裔经济学家黄有光教授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研究快乐与经济的命题，对东亚地区经济快速增长而人民快乐不足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探讨，并称之为快乐鸿沟(happinessga p，也作幸福鸿沟)。美国前几年有一个调查，你的家庭每年至少需要多少收入才会够用，越有钱的人回答的数目越高。非洲人口最少，但也不是最快乐。而现在的增长已经超过了经济与社会、人民幸福之间的最佳水平，过犹不及，是一种不协调、不快乐的增长。

印象中比较突出的是上世纪90年代初，美国华裔经济学家刘遵义教授的研究，他发现东亚的经济增长中，效率提高的部分是零，全都是靠资源投入。如果更早、更好地发展公共交通，采用对汽车大量征税等控制方法，现在的情况就会不一样。另外，由于非正式金融的合同是非法的，很容易产生违约风险，所以，正式金融永远优于非正式金融。

要正确面对这次全球经济危机，我们必须回到以人为本的80年代的政治经济模式。这就必须要让农民获得资金，让他们开拓一些非农业的项目，通过对农产品的初加工等方式进行工业化。这是一个良性工业化的道路。农村创业环境的恶化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我个人认为，农村创业环境的恶化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

就从经济政策谈起，其中最主要的是农村金融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就是90年代的农村金融改革没有延续80年代的模式。作为广东的企业，劳动力忽然有很大的增加，肯定就意味着劳动力相对的成本下降，资本相对的成本上升，它们肯定更愿意去从事劳动密集型产品。

高楼大厦都是钢筋水泥，如果土地价格很低的话，建筑成本就会很低，这就刺激了开发商的投资热情，也加大了对原材料的需求。而且，中国那时的经济发展主要是靠内需，居民消费占GDP的比例逐年上升，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尤其是在农村)非常快。这就是为什么印度的经济增长虽达到7%-8%，但它的贫困人口却居高不下，如果按每人每天1美元的生活标准计算，印度有60%的人口是贫困人口，而在中国这个比例是10%。第一，打击了中国的内需。

所以，90年代城市向农村的资金流向是负的。这些人只会跟着过去的既定模式前进，所以对环境变化是缺乏应变能力的。事实上，上世纪80年代的农村金融改革，对当时的乡镇企业、民营企业的发展有一个非常巨大的促进作用，当时的决策层认识到农业本身是不能致富的，必须促进农业向非农业方面转移。我们应该关注到这样一个现象：一方面90年代农村创业资金非常紧张，另一方面当时农村的储蓄率非常高。

为什么美国金融危机，我们会受这么大的影响？根源还是出在农村问题上。依靠政府的力量推动城市化的结果就是通货膨胀。

中国则正好相反，中国的农民非常具有创业精神，即使经济改革不是那么激进，也会收到很好的效果。农村信用社的网点，在1985年的时候是40多万家，而到了90年代末大概只剩下9万家，这么广大的农村地区只有9万家网点能够提供贷款，农民的储蓄大部分是进入邮政储蓄，而邮政储蓄只能吸纳存款不能贷款。

我小时候看过一部叫《青松岭》的电影，里面有一个情节讲的就是有些农民经常把农产品拿到自由市场上去卖，而不交给国家。所以，农民在农村除了种地没有其他创业机会，只有到城市去打工中国股市暴涨暴跌下的谢国忠现象，的确值得所有关注中国经济和中国股市发展的人们深思。台湾中评社转载《×快报》的消息说，大陆×快报最近体检去年各大名嘴预测，发现多数名嘴都不准，只有谢国忠最准。谢国忠只是许许多多经济学家之一，他的美国公民身份，在摩根士丹利任职时的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身份，以及辞职后主动或被动地冠以的独立经济学家身份，从来都不是什么秘密，他的言论中也没有包含密码。12月11日，谢国忠的或许600点到800点是A股的真正底部的预测又出笼了。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自由言论和准确把握是两回事……判断当前股市的总体走向，特别需要站得高一点，需要从政治角度来思考和把握。到6月中旬，谢国忠又把话翻回来说，我一直坚持A股的价值中枢在2500点，再高就贵了。

没有这个标签，行情也会启动。在谢国忠们的辞典里，中国股民天生是制造泡沫的赌徒，而他和他的同志们则是无私为中国挤压泡沫的天使。

那时的沪深股市市值约为6万亿人民币，折合9000亿美元。2008年4月16日，谢国忠接受《环球企业家》杂志采访，称2500点是我认为市场正常的估值水平。

但即便10%-15%，也是在2007年超预期的高增长基础上的再增长，一般经济学家对这种情况用放缓一词，但是谢国忠就是危言耸听地用恶化来形容。而无论何时都坚定不移唱空中国股市、在跌势中也坚持不懈落井下石的他们却是温暖的菩萨。股市有涨有落是毫无疑问的，但中国股市的涨落与体制机制、股权文化、舆论氛围等都有千丝万缕、错综复杂的关联。让我们假设谢国忠是个治学严谨的博士，假设他是一个没有偏倚的跨国独立学者，那么，他应该知道中美两国经济的发展阶段不同、驱动中美两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不尽相同、中美两国金融市场游戏规则更有差异，则将中美股市进行简单对比是荒唐的。

如此大张旗鼓地攻击一个唱空的谢国忠，有点堂吉诃德大战风车的味道。不知道股民希望那时候听了谁的好。

至于如何准确把握，还是留给股民自己判断吧。回想起美国当年在这个市净率时，仍然继续下跌，中国也不是不可能像美国那样。

令人遗憾的是，国内一些媒体往往把谢国忠及其同志们奉为独立经济学家或者独立学者，对其似是而非的言论大加称赞。谢国忠纵使有一千张嘴，他的声音也不可能压倒无数唱多的股评家通过各种媒体发出的声音，包括董先生本人的声音。

如此，中国几乎所有的银行、石化产业、钢铁企业、金矿、锌矿、铜矿、煤矿等资源性企业、大型房地产企业、电力能源企业等1700多家中国上市公司，仅相当于美国3个通用电气公司的市值。尽管经济全球化是大潮流，中国也坚定不移地参与这个全球化的进程，但毫无疑问，我们不能没有国家归属感，不能没有国家利益，也不能完全放弃国家界限。当然，这些观点对于谢国忠而言并不新鲜，早在1997年时，他就开始唱空中国股市了。谢国忠坚持不懈地表达熊两年、没商量，而夏斌认为中国经济基本面向好，股市会健康发展。

5月5日出版的《环球企业家》再度发表谢国忠的主题为救市是救赌徒，熊市或持续18个月的文章。至于宏观调控趋紧之说，即使在上半年就已有争议，现在更无讨论的必要。

当时，这位经济学家称一年期存款基准利率上调0.54个百分点，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上调0.27个百分点，就算这样，加息幅度还是过小。对中国经济政策也常常热心进言。

中国股市目前的价值只能说较为合理，但是2倍的市净率对于中国股市来说真的不便宜。我将真诚的效忠美国……虽然谢国忠1960年出生在上海，但当他1997年以摩根士丹利公司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身份驻扎中国香港之后，便开始长期从事唱空中国股市的活动。